一、大禹治水的水和诺亚方舟的水是同一场天灾吗从时间上看，大禹治水的时间是夏朝，大约可以定位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然而诺亚方舟的时间，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所以，基于此判断，两处的洪水应该不是同一场天灾。《山海经》中有记载大禹治水，而诺亚方舟则是《圣经》中的《旧约》中记载的。而且，相比大禹治水，《圣经》中所记载的洪水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而诺亚这个义人由于品性良好，被上帝当作唯一可以被允许存活在世界的人，所以教导他建方舟，带各种动物和植物，然后在大洪水把其他地球上的人类和物种都冲死时，唯独诺亚以及他携带的生物得以保留。从这个意义上说，诺亚方舟的洪水体现的是一种神学与宗教的原罪意识，只有对上帝虔诚才能免受洪水的灾害。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治水，则是一种历史记述的神话叙事手段，并非像《圣经》这样。其实，洪水灾难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在很多国家和古老文明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圣经》还要早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同样记载了大洪水的灾难故事。这种叙事一方面是记载历史，一方面也是为远古时期的人类解释世界的演变，规律所出现的。而且，洪水灾难这种文学母题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来说，也很有可能是经过流传与演变而成进入其他国家。《圣经》中的洪水神话很可能就是这样，而《山海经》中的大禹治水神话则还有待考证。因此，大禹治水的洪水和诺亚方舟从时间上，内容上，思想上判断应该都不是同一场天灾。二、诺亚方舟于大禹治水的区别。古老的文明是从人类与洪水的斗争开始的。无论是我国的大禹治水传说还是西方诺亚方舟故事，都说明了在远古洪荒时代已经开始了与洪水抗争的事实。然而面对洪水之灾，大禹不仅总结父亲鲧筑堤防水失败的教训，疏通河床、开凿渠道，而且“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史记·河渠书》）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妇孺皆知的美谈。而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故事：诺亚受上帝启示，在上帝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毁灭人类之前，建造了一支大船，把家人和所有的动物雌雄各一对带到船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两个故事在东西方千古流传，经久不衰，积淀了各自的文明，饱含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演绎了多彩的文化世界。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世界观。诺亚靠神的启示，借方舟逃避了神降给人们的灾难，而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一起用疏导的办法战胜洪水；诺亚也给人类繁衍留下了种子，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提供了先例，而大禹留给人类的却是与自然界和谐与斗争的思考。这二者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差异。在中国，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健动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人则是宇宙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要适应宇宙的流程，也就是“天人合一”。正是这种宇宙观，使大禹面对洪水，因势利导，不“堵”而“疏”，使我们的古先帝西起沙漠东至大海将沿河流域的人民在治水斗争中凝聚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铸造了一个治水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种古老的东方文明。而在西方，却试图为宇宙寻找一个不变的绝对存在，并从这种绝对存在出发规定万事万物的基本性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基督教神学，就把上帝作为时间和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帝拯救了诺亚，从而演绎了西方文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核心——激进和稳健、跃动和娴静、分析和综合的差异。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这种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因而在哲学上表现为充满躁动和遐思，在文学上对骑士精神进行歌颂，在艺术上张扬运动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片面的掘进，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一分为二，同中求异。因此，上帝不用做整体思考，仅执一端就可以让人类重新繁衍，哲学家、思想家仅围绕一个着眼点，便可寻根究底地铸造自己的理论大厦，形成自己的学派、主义，以至思潮蜂起、理论迭出，再现了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分析。而与此相反，面对洪水之灾，中国的古先帝们前仆后继，大禹终于在“堵”和“疏”的矛盾思索中找到了治水方针，并综合运用当时各种原始的知识和技能而治水成功。这凝聚了东方文化典型的思维特征为综合，积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为稳健和娴静，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合二为一，异中求同。因而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念年深日久，中国文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底蕴，中国美学的阴柔之美成为崇尚。它就像大海深处,有美丽的珊瑚,飘曳的海草,也有悠闲的海鱼,同波涛汹涌的海面相比,构成了一幅娴静多彩的图画。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境界。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方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两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形成了西方疏散人、东方疏导水的治水思想上的差异，而从深层次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张扬主体性，而东方文化更强调礼治，讲集体本位和人伦责任的差异。在诺亚方舟故事中，虽然看不到诺亚为人类而斗争的痕迹，却可以看到造方舟的周密计划，感受到他抓住机遇，持之以恒造大船的主体精神，领悟到他利用外部条件应付危机，以退为进的应变思想。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古希腊文化的民主思想，到文艺复兴发展到极致，色彩浓重地描述着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画面。这一方面促使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绩卓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形成了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大禹治水精神世代弘扬，培育了中国自省、自律，从集体本位主义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形成了中国人谦和、礼让、重社会责任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外儒内法的社会结构和人伦责任，一方面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使大民族千年延续，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此外，西方重横向夫妻关系，东方重纵向血缘相承。诺亚携妻避水，而大禹则继承父业，新婚四天便去治水，也反映了东西方封闭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特征。形成东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差异也是精彩纷呈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为我们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美丽景观，引导我们走向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启发我们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促使我们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和西方的权利思想相辅，从而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图画。三、大禹和诺亚方舟是一个故事吗是什么故事说起大禹治水，大概没几个中国人不知道。据说，就是在国外，知道这故事的人，也很不少。诺亚方舟，是《圣经》里的故事，全球范围来讲，恐怕比大禹治水传播得还要广泛。把这两个故事放在同一界面来讲，笔者肯定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关于上古大水灾的两种说法大禹治水也好，诺亚方舟也罢，讲的都是人们遭遇了灭顶级的大洪灾。大禹治水故事里，那场洪灾祸及“全天下”，是父子两代前仆后继、带领所有的人们、用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了“治理”。诺亚方舟故事里讲的洪灾，是那种“吞没世界”级别的，一架承蒙了“神”（上帝）护佑的巨大方舟，载着所有“延续世界”所必须的物种和罪孽较轻的人类，逃离死亡之海，驶向安全的彼岸……大水灾，是这两个故事共同的“起因”和“大背景”。（大禹）关于大水灾的古老传说，还有很多其他版本，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传播最广泛的两则。当人们对水文地理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并同步地对古老传说中那些神奇的部分产生应有怀疑的时候，就有人对那么多的上古大水灾传说，发生了考证的兴趣。有些人觉得是纯粹的传说；更多的人则认为，大水灾确实发生过。他们当中，又逐渐分出两种主流说法：一种是认为，遥远的上古时期，世界多地发生的比较大规模的水灾，大多都发生在人类聚居相对集中的区域；而当时的人们，由于缺乏抵御能力，损失惨重，死亡率极高，留下极其恐怖的印象，对水灾的形容，有主观放大；对从水灾中解脱，赋予了太多的歌颂与景仰。为区别于下面要说的第二种说法，姑且将这种说法简称为“主观放大说”。另一种说法，是认为包括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在内的诸多上古关于大水灾的传说，讲的是同一场或同一系列的、几乎波及全球的水文大事件。这种说法，在其最初被提出的时候，显得很大胆；随着冰河学说的发展和逐渐被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人，都更倾向于相信，那些上古口口相传而来的大水灾的传说，都是源自最近的一次剧烈冰河消融运动。所以，这种说法，也可以简称为“冰河消融说”。（诺亚方舟的传说）（二）两个故事说的很可能是同一场灾难就上述两种说法而言，笔者认为，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两个传说故事，所讲的，是同一场或说同一系列的大水灾；而其起因，很可能就是距今1万年上下（有说1.2万年～8千年，也有说更早些，不确、未考）的最近一次大规模冰河消融运动。也可以说，笔者更倾向相信上述“冰河消融说”。这是纯粹的一家之言。还是“猜想”性质的。绝不是在指“主观放大说”没道理。相反，笔者认为，“主观放大说”，蕴含了很深刻的道理——上古时代，人类依亲缘聚居成部族（部落），“逐水草而居”，逐渐具备了一些人类独有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进入由“原始分工”转向“社会分工”的“定居”阶段。人文及其产物，比如传说故事，甚至是朴素的“记事”、“记史”，应运而生。在这个阶段，族群的个体数量（人口），还比较少，结构（性别、年龄段）也还处在高度不稳定、不平衡状态；为维持、发展，绝大多数部族，都会选择倚靠山林、相对平坦、水源充沛、野兽侵扰少的地方聚居；殊不知，这种“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恰是水灾来临时最易受灾、受灾程度愈发严重的所在！（大禹治水）“主观放大说”讲的水灾多发生在人类聚居相对集中区域，其实是人类恰恰选择聚居在了容易遭受水灾和遭灾程度严重的地方！当然，我们的先民很聪明，不会专选灾害严重的地方聚居。但在他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太有限的认识和经验里，那些水草丰茂的好地方，似乎不像频遭灾祸的；而且，很可能，他们居住了很久，也的确没遭遇任何大的灾祸。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大洪水，漫天涌来，他们的好地方，却首当其冲；曾经亲切依赖的河流，数日内甚至不到半天，就变成了吃人巨兽！他们措手不及。他们仓惶逃窜。他们十死八九。他们举族湮灭……他们并意识不到，那滔天洪水，跟之前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天气的突然变暖，会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知道，身边赖以生息繁衍的大河最遥远的源头，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变化。剧烈的冰河消融运动，改变的不仅仅是“水量”，而是引发一连串水文、气候、生态的变化——大雨、瘟疫、山体滑坡、地面塌陷……这些在今天都还属于严重灾难的事件，在先民恐惧的目光和思索中，被放大、严重放大，简直太正常了！（诺亚方舟）据说，距今最近的大约发生在1万年前的那场大灾难，持续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毁灭了诸多早期文明——冰河剧烈消融导致的水量大增，使得河流，特别是大型河流，在上游甚至是源头，就发生流向、流量的明显超常规变化，一路下来，影响逐渐广泛、深刻、复杂；先民们苦心孤诣选定，甚至是流血拼命打来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恰成了洪涛肆虐的“最佳”去向……